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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生:情系“三农” 良师益友

2015-10-27 12:04| 发布者: 文薪| 查看: 6528| 评论: 0|来自: 网络整理

 作者:陆子修

 

张根生(左二)、陆子修(右一)等在上海考察现代农业

 


   “功满北国誉满北国
  白水黑山树丰碑
  情系三农 言系三农
  珠江粤海镌忠魂”


  这是一年前张根生同志在广州驾鹤西去时,我撰写的一副挽联。
  我与根生同志有幸相识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我还年富力强,担任安徽省滁县地委书记。他年过花甲,将要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由于滁县地区是农村改革发源地,改革进程中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较多,引起了他的关注。蒙他厚爱,我们便开始有了频繁交往。上世纪90年代初,他转岗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农业部何康部长也转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我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们是中央农口老领导,虽转岗了但对“三农”事业一往情深,又有很高威望,受农业大省人大同志们的委托,他们乐于牵头,由自愿承担会务的省轮流坐庄,形成一种工作机制,每年金秋季节都举行一次全国人大农业农村经济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深化农村改革,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经验。我在安徽省人大分管农经委工作,又是八届全国人大代表,那时,在每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例会和全国人大农业农村经济工作座谈会期间,我们经常聚会一起,情系“三农”,言系三农,沟通交流,促膝谈心,忘年之交的欢愉是一种享受。任职年龄到限了,我们先后离退休十多年来,守望“三农”情未了,我任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他任顾问,从事社团组织的学术研究活动。我们尤其关注“三农”难点、焦点问题,每年相约抓住一两个热点选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向中央献计献策。我们在出席中央领导同志于北京召开的部分老同志座谈会上,他都是带头发言,坦诚相见,往往“语惊四座”,切中要害。回顾与他20多年的交往,他逝世时我撰写的那副挽联,正是自己深切感悟。他不愧是我们切磋“三农”的良师益友。这里追述几件往事以示怀念。
  大包干责任制与农业企业化经营
  1985年,是滁县地区全面推行大包干责任制农业连年丰收的第5年。“一年增,二年平,三年就不行”,这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对大包干责任制的贬语。而滁县地区的实践,却作出回答:一年打基础,二年大增产,三年、四年上台阶,五年五大步。
  是年11月间,张根生同志一行在王郁昭同志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滁县地区调查研究。郁昭同志是我们滁县地委老书记、安徽省老省长,后调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是旗帜鲜明地尊重农民创造,替大包干责任制报户口的地委书记,与根生同志一道旧地重游,我们感到特别亲切,特别高兴。不论在乡村走访基层干部和农民,还是在地、县委召开的汇报座谈会上,场面十分热烈,处处洋溢着和谐气氛。根生同志说,我来到农村改革发源地感受了农民的真情,听到了真话实话,目睹了城乡面貌的巨大变化!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中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了面貌。”包产到户与大包干(包干到户)有什么区别,它的理论意义何在?根生同志提出了这一问题,我们联系实际,进行了认真探讨。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同样是分田到户,家庭承包经营,看起来是一回事,但它们的区别在于:包产到户要实行“统一分配”,农民承包土地后,实行“承包产量,以产计工,增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农户生产的粮食等,最后要全部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上交国家征购任务,留下集体提留,再按各户上交的产品计算工分,然后按工分实行统一分配。这就维护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实行这种办法不仅手续繁琐,而且由于在分配核算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一平二调和干部存在某些不正之风等现象,群众是很不放心的,实际上农民对产品没有支配权。而大包干承包制则不同,农户承包集体的土地后,由生产队同农户签订合同,农户按合同上交国家的征购任务,交足集体的提留,剩下都是自己的,奖赔就在其中了。农民取得了对农产品的实际支配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这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大包干责任制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很快普及开来的关键所在。根生同志对“三农”工作十分熟悉,一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村改革,他实地考察后又听了我们的介绍,十分欣慰,认为大包干责任制对变革农村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实践,从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的转变,它的重大理论意义就在于农村改革从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从分配方式突破,逐步转向了农村财产关系的变革,不仅奠定了让人民公社消亡的基础,而且朝着向商品经济的发展方向在农民私有财产方面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这是我们党向农村“放权让利”的重要抉择,包字进城、进各业已是大势所趋,农村改革的伟大意义将永载共和国史册。
  我国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从1985年以后开始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已经引起了人们普遍关注。在农村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生产管理体制,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再上一个新台阶,并使物质、技术的投入发挥最佳效益,由此培育起农业生产的自我发展能力,以农养农加速改造传统农业,逐步向大农业、现代农业过渡?我提出如何深化农村改革这一议题,引起根生、郁昭同志极大兴趣,也是他们一行来滁县地区问计于民、问计于基层的重要课题。许多同志发表了高见,讲了自己的观点,我以稳定和完善家庭经营为基础,实现农业的企业化经营,有可能给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钥匙。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要求在全社会规模上,在生产和再生产各个环节中,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正因为如此,对农业实行企业化经营,并不是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意愿,而是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是农村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因此,农业的企业化经营,就是要使农村从事各业(含种植、养殖、林果、加工以及服务业)的生产经营单位,自觉地尊重价值规律,按照企业方式进行管理和经营,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追求经济效益,真正成为法人地位的经济实体。这种企业化的经营单位,必须面向市场,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其内部又要具备一整套管理制度和规章,以适应农业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大趋势。结合滁县地区的实践,我认为,实行农业企业化经营的好处在于:(一)有利于把核算制度引进农业,提高产出率;(二)有利于面向市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资源的开发利用;(三)有利于对农产品的加工增值,促使农村走向工业化、城镇化;(四)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和造就农民企业家队伍。总之,农业实行企业化经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是一个新的推动,将会为农村商品经济繁荣开辟新的道路。根生、郁昭同志一行听我这么一说,觉得很有道理,但又认为,推行农业企业化经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现阶段农村生产力的水平比较低下,农业经济流程有一个生长过程,直接受社会经济环境和大自然的制约,生产周期长,投资风险很大,短期产出率不高,较难激发投资主体的兴趣,且又涉及千家万户,工作难度很大。如何推进这一步改革呢?我又联系本地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事例,具体解说了构建农业企业化经营的大体思路和基本框架:(一)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二)以产、供、销一条龙为基本经营形式;(三)以股份制为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的主要成分;(四)以社会化服务体系为连接农户与市场的纽带。根生、郁昭同志对此十分赞赏,鼓励我们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为深化农村改革再闯新路。经过两年多实践,卓有成效。根生同志这次滁县之行,我们从相识到相知,“三农”的情结使我们成为挚友。
  “粮迷”与“粮改”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初期,根生同志在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时,与何康同志一起分管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由于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职后,曾率领袁崇法、蒋中一、何道峰等一批年轻的研究员,从事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研究成果丰硕。他由中央研究单位转岗到全国人大乃至任职年龄到限离职休养,依然把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抓住不放,不断研究新情况,分析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寻找新对策。1993年至1997年仲秋,在福州、长春、西安、济南、成都等市先后举行的全国部分省、市人大农业农村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根生同志的讲话都是围绕我国粮食安全主题,分别就保护耕地面积、保障粮农利益、改革粮食购销体制等发表意见,反复呼吁民以食为天。如果经济上去了,粮食减少了,这绝不是我国可以走的发展路子。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农业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成都会上,根生同志把全国粮食生产、流通情况和购、销、调、存以及价格的变化,从数量上进行了一一分析,指出:粮食生产现状堪忧,谷贱伤农的问题日益突出,保护耕地的法制问题亟待解决,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应该引起全党重视。有几个省、市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悄悄地对我说,根生同志的讲话有观点有数据,分析有条理,旗帜鲜明,对策准确,下了大功夫了。应该给中央领导同志讲,给党委、政府同志讲,因为只有党委、政府才能据此作出决策,贯彻实施……有一位同志还列举根生同志近几年讲话的题目,说:他每次讲话都是粮食的话题,非常着迷,好像成了“粮迷”了,这种执著追求的精神难能可贵啊!
  最近,我读了一本世界上畅销的书,书名叫《粮食危机》,作者是威廉·恩道尔,美籍德国人,2008年8月写于德国威斯巴登。他在中文版前言《转基因生物工程———一场鸦片战争》中说:“本书真实地记录了一小撮英美‘精英分子’意欲控制整个世界粮食链条的种种阴谋。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追逐利润,而是一种新的生物战争形式,实行种族灭绝和‘人种改良’,以实现其大规模消灭几十亿人口尤其是亚洲人口的长期目标。”
  我读了这本书,蓦然回首,根生同志关于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呼吁声音,在耳边回响,人们说他是“粮迷”,与其说是贬称不如说是褒扬,令人回味无穷。
  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制定推行的关于保护粮价敞开收购和顺价销售的粮食购销新政策,这个政策本意虽然是好的,但实际操作效果很差。它使得国有粮食企业的库存成倍超长增长,银行亏损挂账十分严重;同时还影响到粮价持续下跌,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它成为广大农民和各级干部关注的热点。这一新政策的设计内容有悖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执行难度较大。有一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召开部分老同志座谈会,根生同志对我说,粮食购销政策问题,务必让中央领导同志了解下面实际情况,作出调整决策。我们要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书面建议,供中央领导同志斟酌考虑。2001年6月间,根生同志邀约我和江苏省委农工部原部长吴镕、农业部农研中心研究员蒋中一等同志在广东省英德市座谈粮食政策问题,最后决定,由根生同志牵头,我们几位同志参与,联名给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撰写《关于推进我国粮食购销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建议函》。这个建议函对国家粮食企业如何深化体制改革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对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问题,是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根生同志亲赴江苏、吉林、安徽、河南四川山东、广东等省和中央有关(农业和粮食)部门听取在职干部或离退休老同志的意见,大多数人看法是一致的,在广东省英德市的座谈会上,又经过反复研讨,建议函三易其稿,摆事实讲道理,用数据佐证,力求入情入理,既有针对性,又有操作性。后来,据北京同志反馈,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很重视听取各方面同志的意见,及时地、果断地对粮食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深化体制改革,积极加以完善、补充,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逐步形成现在实行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深得党心民心。在我们欢庆农村改革30周年,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时候,根生同志由“粮迷”助推“粮改”的奉献,理应受到赞扬。
  甘为农民工谋与呼
  根生同志倾注于“三农”问题的探索,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殚精竭虑、身体力行,常有独到见解和惊人举措。他进入耄耋之年以后,不顾体弱多病,不辞辛劳,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著书立说,坚守着讲真话,坚守着人民利益大于天。甘为农民工谋与呼,是他“三农”情结的又一佐证,是我良师益友的又一真情。
  他特别看重的是如何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把寻求实际问题的解决作为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我与他志同道合,“三农”问题的调查研究,同样坚持这一原则。他在广州,我在合肥,每年多有聚会,一些重大研究课题共同完成,研究工作中遇到了困难,他都给予支持、帮助。2002年6月,我牵头策划摄制理论电视片《中国民工潮》,同摄制组同志一起,先后到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四川等省和安徽不少市、县进行了为时6个月的调查研究和实地拍摄工作,倾听了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地方、厂矿企业,访现场、听呼声、作访谈,拍摄录像带120盘,复制电视资料片30盘,如果连续观看足需80小时。如此巨大工程只请求安徽省政府给予财政支持20万元作启动资金,也没有采取募集广告收入的商业化运作办法,而是依靠各级领导、各部门负责同志提供方便,无偿服务。在广东,根生同志亲自向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作汇报,长春同志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批示省委办公厅给以支持,将摄制组的工作方案批转市、县委执行。吃、住、行费用全免。根生同志亲自陪同我和摄制组同志走遍珠三角地区,历时13天,协调解决摄制工作中许多问题。我们一起和农民工广泛交谈,开动脑筋,深入构思电视片主题。
  关于农民工的阶级属性问题,根生同志与我们在东莞市进行了理论探讨,最后形成以下共识: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城市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已具有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这既是老话题,又是一个新话题。所谓老话题,是指由工人阶级本质属性所反映的基本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深刻分析过的也是人们所熟知的。所谓新话题,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我国工人阶级内部出现的层级分化所反映的基本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分析过,而在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又必然出现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该从工人阶级的本质属性和内部层级分化两个方面着眼,科学认识当代我国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
  城市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型社会群体,从整体上已具备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了。他们应该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的成为各级各类工会组织的成员,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从当代我国工人阶级在本质属性方面反映的基本特征看,首先,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出现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动的富余劳动力,一部分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城市农民工,以交换自己的劳动力取得工资收入,同工人阶级一样,他们是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城市劳动者。其次,农民进入城市企业,就开始融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之中,他们同工人阶级一样,直接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也会逐渐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第三,城市农民工进入现代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流程以后,既会受到现代工人生产规划和社会化大生产秩序的约束,又会受到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熏陶,从而逐步改变小生产的自由散漫性,与城市工人阶级在思想上、观念上、行为上逐步融合,逐步地养成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对改革的彻底性。事实证明,城市农民工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与城市工人阶级已经同质化,在本质上具有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所不同的是,农民工在原籍农村还有承包的土地,但他们中多数人已把承包的土地或是转让、转包,或是由亲戚代种,由此而获得的收入主要用于家庭老人小孩的生活补贴,不能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他们的劳动时间、劳动对象、劳动收入以及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在城市。第二代农民工在家中已没有承包地了。从职业来说,他们已不是农民,而是工人,具有工人阶级的基本属性。“农民工”这一称谓是我国社会体制二元结构残留的产物,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果,它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与发展,国家公民的民主、平等权益的塑造,不应该再存在下去了。如果像现在这样下去,我国社会势必变成三元社会。这个三元社会比过去的二元社会还要难以治理,从而为巨大的社会动乱埋下制度性因素。
  《中国民工潮》理论电视片,设计为五集:一、大地潮涌(主要是论述民工潮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二、弄潮之歌(以鲜活典型,介绍打工仔、打工妹的贡献,论述民工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三、踏浪前行(主要论述继家庭承包经营、乡镇企业之后,农民创造的这一新生事物成长的艰难历程、就业环境的变化和民工们顽强战胜困难的拼搏精神);四、疏流汇潮(主要论述党和政府适应民工潮的发展,不断调整方针、政策,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五、百川入海(主要是以不少鲜活典型,论述“三潮”———民工潮、返乡创业潮、城镇化潮并进的必然性,“三潮”一起奔向浩瀚的大海。这海,就是中国现代化之路;这海,就是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之路。在北京举行的样片审查座谈会上,中央相关领导部门负责同志看样片、提意见,接受电视台采访点评的包括张根生、龚育之、王郁昭、吴象、韩长赋等在内的十多位部级干部以及一些著名专家、学者也出席了会议,他们都发表了意见,一致赞成作若干修改后,先在安徽电视台播放。中央电视台也于2004年春播放了这个电视片。此片播放后,各方面反响热烈,效果很好,经过评议,荣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授予的2004年度全国电影电视片一等奖。
  根生同志甘为农民工谋与呼,还表现在2005年10月26日由他牵头组织的维护农民工权益课题组,撰写《关于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若干政策问题的建议》,上报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为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的政策做出了贡献。是年8月间,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了2005年年会,部分省、市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的负责同志一致反映,20多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就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和气候,但从一开始就伴生着一系列的问题,尽管中央高度关注,因势利导,在政策上作出规定,然而各级党委、政府往往处于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状态,时至今日,外出务工人员受骗上当乃至人身伤害的事件层出不穷,问题愈演愈烈。例如,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劳资纠纷明显增多;转移方式无秩序,存在较大盲目性;培训机制不健全,外出务工人员文化技术素质普遍较低;职业性转移为主,定居或其他转移存在严重障碍;等等。大家都希望中央出台具体政策规定,解决农民工存在的问题。根生对大家的发言,不时插话询问情况,并把发言稿要去,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他把我叫去,问我怎么办。我说,最好下情上达,让中央了解真实情况,建议中央出台文件,解决问题。他心急如焚地说:我们一起抓这件事,越快越好。10月间,他从广州来到安徽,并邀请江苏省委农工部原部长吴镕、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余春芳等同志成立课题组,着手在安徽滁州调查研究,座谈讨论,撰写报告,上报中央。2005年11月1日,回良玉副总理邀约我们进京当面听取汇报。根生同志领着我们具体阐述了我国1.3亿农民工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就形势与趋势、问题与根源、对策与建议三个方面发表了具体意见。建议中央出台一个有针对性、操作性和指导性文件,统一全党的认识和行动。回良玉同志说:“你们这次来谈的问题非常重要,时机很好,内容很好,材料写得也好,有数据、有分析、有观点、有建议,中央正在起草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明年农业工作方面的文件,一个是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的文件,正在组织力量调查研究和起草。对你们的意见、建议,我们一定会充分研究、充分考虑。今天来听取你们意见的几位是研究‘三农’工作的最主要的领导”。不久,《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红头文件下达了,作出了40条政策规定。并且强调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国家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按照本文件的要求,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和完善配套措施和具体办法,积极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确保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几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根生同志不正是这样做的吗!根生同志不论在职或离休一以贯之,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高尚品格,令人感佩!在农民话语权仍然薄弱、农民缺乏组织的情况下,根生同志充当了农民的忠诚代言人。毕竟他在政坛上有一定的地位,可以向中央直言,开一点“直通车”,这就放大了农村情况,农民呼声的信号,可以“上达天听”“下通万民”,起了很好的桥梁作用。如今,“三农”问题并未解决,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不论农业比重如何下降,“三农”和粮食终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农业是“重中之重”,又是“难中之难”,现在又处在“爬坡过坎”阶段。我们这些年过古稀的“老农”,应该以根生同志为榜样,与全国的“三农”实际工作者和关注“三农”的理论工作者一道,更多地以大爱来沉思“三农”,以呐喊来鼓舞“三农”,以创新来振兴“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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